另一方面，传统民法上相邻关系多涉及邻里关系，很难与环境保护制度进行整体衔接，现有的相邻权在价值尺度上与环境权保护理念有较大差距。

案例2是刑法案件，虽无民法基本原则的适用，但法院在判决中却也求助于社会公正概念。[9]那么，又可以从哪里找到我国法院操作合宪性解释的端倪呢？我们先看下面两个案例的裁判意见。

那么，对这种适用违宪，法院是否无可奈何而只能硬着头皮去适用呢？司法实践已经做出了否定的回答。[68][瑞士]贝蒂娜·许莉蔓高朴、耶尔格·施密特：《瑞士民法：基本原则与人法》，纪海龙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78页。[54]王东生等诉长沙交通学院超合理使用限度翻印其作品供教学使用侵犯著作权案，见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编：《人民法院案例选》第28辑，时事出版社1999年版，第216页。[81] 从某种意义上说，把认为法律违宪的观点视为对我们国家根本制度的怀疑，体现了中国法学早期阶段的思维特征。实际上，即便在违宪审查的体制下，因为合宪性解释涉及宪法法院和普通法院的解释权限分工问题，如果宪法法院过度操作这种合宪性解释，也会不当削减普通法院对法律的解释权。

[4] 学者们对合宪性解释方法的讨论，大多重视其概念和原理的抽象层面，有的则以引介国外理论为重点，[5]而对我国的法律实践关注不多。在规范层面，最高人民法院曾多次明示或者暗示各级法院在裁判中不宜直接援引宪法。[20]严格而言，即使研究生都不能从事研究，因为其题目和方法是由教师确定的，整个研究过程是在教师监督下进行。

除了须服从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以及宪法承认的其它权利的限制外，公立高校教师的身份和法律地位决定了该自由受到较之言论自由更多的限制。公务员的法律地位与传统原则决定了教师讲学自由的范围，限定了讲学自由的学术品质。科研管理部门有权组织重大项目的招标和竞标工作。如果说学术自由是大学自治的核心，则讲学自由是学术自由的重心，而讲学自由的重心又在讲授或者教学自由而非研究自由。

教师传播知识与技能应采用通说，如果确实不能避免争议问题，教师应在不影响学生自主判断的前提下加以适度引导。也有观点认为学术自由是个人权利。

故此，应以我国《宪法》47条作为讲学自由的规范依据，并以此确定其内涵与性质。[48] 《宪法》47条的主体是公民，意味着该项权利的普遍属性，即所有符合公民条件的人都享有科学研究等自由。画家本人放弃第一修正案的权利暗示其似乎更愿意做第一修正案的殉道者，而非享受表现自由。这些判决比任何宣称学术自由教条的声音更有说服力。

指定参考资料可为公开发行的出版物、读物，自行编写参考资料仅限于内部传阅。教师须提前向学校有关部门汇报拟召开的国际学术会议的时间、地点、议题、规模、参加人员等，学校负责登记、备案、审查和批准。本论文得益于与姚国建教授、王锴教授、李昕教授、吴高臣教授、杜强强副教授和柳建龙副教授的讨论，在此表示感谢。第47条应解释为：教师作为公民享有讲学自由，讲学自由是教师的一项基本权利，服从学术的真理探讨和科学发现，具有创造性。

前者为讲坛上的自由，后者为公共论坛上的自由。作为学者和教育官员，他们应牢记公众可能依据他们的发声评判其专业及其机构。

有权与同行交流与教学内容有关的学术问题。例如，医生不得泄露患者信息，律师不得泄露当事人的信息，教师不得泄露学生的信息等。

教师有知情权，可以通过合法渠道查阅档案。(六)不得侵犯学生权利 虽然高校教师有自主决定讲学内容的权利，但是，讲授内容不得侵犯学生权利。教学自由的目的在于传授知识和技能，具体可包括以下内容。宪法法院裁决学校成立评议、院务、任命委员会须确保大学教师的足够名额，否则即是没有为学术自由提供组织和程序保障。我国《宪法》4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我国宪法宣誓适用于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县级以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选举或者决定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以及各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

(2)与国际机构包括外国大学或研究机构合作研究自由。(三)受制于宪法承认的其他权利 讲学自由不得侵害宪法规定的其他权利。

如学校指定某课程进行多媒体教学，如果教师没有能力或者不符合要求，学校有权处置。教师还应避免灌输，以免影响学生的独立思考和自主认知。

学校有权就教师教学议题进行监督。法院裁决州立法机关、教育委员会、学校有决定课程安排的权力。

[37]关于这一观点存在争议，但是如何理解行政主体呢？私立学校国家登记，不属于行政主体设立？台湾学者持此观点，认为私立学校属于公营造物。但是，在最近的判决中，美国法院倾向于认为，即使是在学院一级，其教师不能依据第一修正案的内容而享有选择课程内容的权利。美国有多个判例支持教师的忠诚宣誓。教师教学应符合教学目标。

公立学校的教师无权决定教学内容，但他们可以在一定范围内选择适当的方式来讲授既定内容。法院仔细界定了学校画廊的性质，认为其不属于公共论坛(public forum)，后者如大都会博物馆，国家艺术中心。

两方面原因说明，学术自由的性质是思想自由和表现自由，而非政治自由。[50]例如，就法学专业而言，16门核心课程是由教育部确定的，并且统一接受教育部的指导、监督、评估，包括课程设置、教材选择、考核标准等。

道理很简单，国家和公共财政没有义务保护自己的掘墓人，供职于公立高校的教师即使不为政府唱赞歌，也断然没有批评政府的权利，除非作为公民。[14]一个明确的认识是，根据《宪法第一修正案》的规定，公立学校教育者有权表达他们对公众话题的看法与观点。

虽然许多国家在宪法上规定了类似条款，但在学理上对学术自由的主体、性质和内容缺乏统一、清晰和明确的界定。因为平等的民主社会没有理由给予一些人的行为如教授比同类普通成人更高的民事自由，法律平等地适用于所有人，[15]某些职业团体不应比其他职业团体享有更多的自由。更新知识、提高教学技能不仅是教师的义务，也是教师提升自身的权利，包括进修、访学、在职深造、短期培训、项目交流等，包括到国外进修、访问、学习的自由。在此方面，州立法机构拥有广泛的权力，它可以制定有关课程的法规，享有很大的裁量权。

[24]参见张翔主编：《德国宪法案例选释》(第一辑)，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122页。学院有权基于维护学校形象和招生利益对教师参展作品的地点做出决定，其行为是管理而非压制。

(二)大学管理权 公立高校享有自主处理学术事务的管理权。(一)宪法忠诚 讲学自由必须保持对宪法的忠诚，德国、希腊、西班牙等国宪法明确规定讲授自由不得免除宪法忠诚。

[45]而当公民依据宪法上的言论自由或者科学研究自由从事学术研究、发表成果或者讲授之时，属于公共论坛上的自由，受到较之教师言论更多的宪法保护。教师身份的公共性使讲学自由受国家法律和高校的双重限制，讲学自由在仅限于教室讲台的前提下，不排除教师作为公民享有教学之外的学术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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